昨日青空

一、南塘路巷

当你打开手机地图查找这里，找到“南塘路”的名字并不容易。南塘路是一条并不起眼的街道——与其说是“街道”，不如说是“巷子”更为合适。巷子纵贯南北，并不长，一顿午饭的时间便可逛完；巷子也不宽，倘若汽车驶过，恰好可作单行道使用——如果真的有车会经过这里的话。

我对于南塘路的印象，或许从蹒跚学步时就得以萌生。我想，在巷口香樟树下，当第一句“妈妈”从我口中发出时，南塘路大概就已经把这声稚嫩的童音，同对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过往一样，铭刻在它历经四十余年早已斑驳的石墙上，余音则随着樟树的败叶渗入春泥。

对我来说，南塘路绝不只是行政区划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它与周围的一切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

南塘路是一段水泥浇筑的下坡路。每个小孩都喜欢骑着脚踏车在南塘路上晃悠,都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将车子运上路的最高处,再一鼓作气从顶端冲下。穿巷而过的风,不急不躁地往脸上扑来,往鼻腔中送入温润的气息——这样的气味来自下坡尽头的好溪，伴随着车轮的“吱呀”声。

好溪水总有一股腥咸的气味,让人想起雨后石罅中钻出的苔藓。这股腥咸的气味在我出生的数年前还略显刺鼻,这是拜上游的数家厂房所赐。没人能说清楚这些厂是干什么的，但逐渐发黑的河水和铺天盖地的绿藻却成为"发展经济"冠冕堂皇的代价。咒骂这些不请自来的工厂也就自然成为了大人们在饭桌上的常备话题。

然而这些是孩子们所理解不了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对巷子旁堆放的自行车、交错着割裂了天空的电线、屋内传来的大人的斥骂声和随即而来的孩子的哭声早已习以为常——停下脚踏车，当房屋中"刺喇"一下的炒菜入锅声传入耳中,任何混乱与争吵戛然而止,没有人记得那些工厂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河水何时重新变得清澈；就像对于从来就在这里流淌的好溪,没有人会去问"好"到底发第三声还是第四声一般自然。

傍晚，当玩到大汗淋漓的我把左脚踏入自家院子的时候，总要习惯性的和身后各自四散的朋友们道别。但这一次，铁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向天外。

一方青空透过一排黑压压的电线，恰好盈满了电线编织出的那个格子，清澈无比。

二、光阴似水流年

上世纪学校春游时游船不慎翻覆致使数十人罹难。当那时的长辈们看到，他们的孩子躺在铺满冰块的房间里，从此只被封存在逐渐模糊的记忆中，保留着最稚嫩的模样。这是这条巷子不愿提及的过往。

然而故事只存在于脑海之中，那时的我坚信没有人会从我身边离开，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如同我坚信，这条巷子本身就是这条好溪的一部分；那么按照这个道理，那些吓人的故事也是这条巷子的一部分，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也是这条巷子的一部分，孙老头门前的蔷薇花也是这条巷子的一部分。

到现在为止，法国梧桐都是我最喜欢的树种，而同时和蔷薇花一起成为夏天的象征。我再想不出还有哪种树还能生出这样娟秀盘虬的树干，这样青翠欲滴的叶子。

有一个七月的午后我终于逃离了那个藏在逼仄陋室里的补习班，站在转角的街口，看见盛夏毒辣的阳光沁过它的繁叶，瞬间被染得透绿，后又穿过层层叠叠交相辉映的枝丫，在地上洒下一片树影斑驳、光怪陆离，和挂满砖墙的蔷薇花的藤蔓相得益彰。

也只有它们才敢在略显燥热的巷子里泛起数丝涟漪，日月流转，岁岁枯荣，证明着我的巷子从未老去。

那些住在巷子里的人们也是这条巷子的一部分。

比如那些门可罗雀的店铺和来往的摊贩。巷子里开张的店铺稀稀落落，年岁或许比我父母还长。巷口那家小小的卫生院不知在这矗立了多久，家里老人伤风，小孩发烧这样在所难免的情况，到此便是一个钟头的盐水就能解决的事。我最忘不了的是这家小诊所在三伏高温的炙烤下都能留存它独有的中药香和令人心旷神怡的阴凉。理发店的老板娘倚靠着柜台和我外婆唠长唠短；往上数十米，街报亭的老板刚把最新的《意林》塞在货架上，摇着蒲扇，掀起汗衫心满意足的晾晒着自己的肚皮。稀稀落落的店铺迎来稀稀落落的顾客，令我不禁担心它们在越发功利的社会里如何生存——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骨气，商业街模式的噱头是从来不屑的：巷子太干净，容不得嘈杂的声光污染。

朝阳升起，早餐店门口的笼屉叠得有一人那么高。第一笼新鲜的包子在六点准时开笼，阳光弥漫，云蒸霞蔚。等到浓雾散去，来往的商贩挑着担子，带着清晨摘下的新鲜蔬菜——甚至可以看到莲藕滴落的泥水——来到巷子。不必吆喝，院门便会打开，有人出来为午饭做准备。还是免不了讨价还价。

与卖肉蛋菜的不同，卖粽子，米酿馒头和麦芽糖的那些出现的时间便掐的不太准。他们来到巷子时场面似乎格外热闹，卖粽子的便用方言叫“卖——粽”，卖馒头的便叫“馒——头——”。但卖麦芽糖的却不会叫“麦芽糖——”他们一路敲着凿子走来，“叮——咚——叮叮咚——”。声音恰似驼铃般清脆悦耳。

三、无根之人

“外公！”

“怎么啦？”

“买麦芽糖的来啦！”

“......”

外公并没有回答，只有厨房里菜刀与砧板专心致志的碰撞的“得得得”的声音。

我知道这是外公的默许，跑到房间打开抽屉拣出一张不太烂的纸币或几枚硬币飞也似的就往院子外跑。外公在厨房里准备午饭，奇妙的是他总会在我跑出门外的那一刻得到感应，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喊：“注意安全！”一看到我的身影，卖糖的便从箱子里掏出一块糖来，举起凿子很利索的敲下一段又一段裹了芝麻的糖来，包好油纸给我。我递过纸币，再飞也似的往回院子跑。

“小赤佬，又吃那么多糖，小心蛀牙！”旁边的棋桌上，老人们围坐，激战正酣。不知是谁的炮又打掉了谁的马，棋子“啪”的一声落案，叫好声连连，“——落子无悔，落子无悔啊！”

我踮起脚张望棋盘上的局势。玩笑声从人堆里传来，一个头发花白，浑身上下一尘不染，打理得井井有条的瘦小老头从人群中挤出逮住了我，朝我呵呵的笑。“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一时半会不知如何应对，也只好咧开嘴对他笑，一来是他并不是真的在责怪我，二是我嘴巴里也没有多少好牙了——小时候刷牙不认真，又爱吃甜食，满嘴蛀牙的我对于这些话并不感冒。

这个小老头是上海来的，姓孙。他平时很喜欢和孩子打交道，天天端着个收音机在巷子里逛来逛去。他的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基本不分，骂人便是“侬脑子瓦特啦？”，和大人聊起我，常把“侬家阿拉小赤佬，精的来——”挂在嘴边。巷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他都认识，但被他叫“小赤佬”的却只有我一个。对上海话似懂非懂的我不知道“小赤佬”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好歹这称号是独我一人份才有的，因此心里便很受用。

上海佬的普通话实在太不标准，冒着浓浓的虾油味，一张口满满都是弄堂里的烟火气息，淮海中路的风扑面而来。说来奇怪，他居住在这里恐怕也至少有四十年，上海口音却从未改变，到底还是乡土情结难移。大部分人谈起上海，都会想到一座人口基数庞大的“东方魔都”：坐落着黄浦江、东方明珠、复旦大学、外滩。而我谈起上海，脑海中首先冒出的就是这个上海佬；又或者说，只有想起这个上海佬的时候，我才会想到上海，就好像不是有了上海才有了上海佬，而是有了上海佬才有了上海。

上海略显灰蒙的天空没有我们这里的湛蓝，而那些钢筋水泥铸就而成的巴别塔也只是浮于囚禁弥诺陶洛斯的表象，对于这样的上海，我不喜欢，上海佬也不喜欢。他更愿意和我们讲起的是上个世纪的老上海，他说那时上海有横贯交错的弄堂，与我们这里的别无二致。在上海佬的描述下我立刻有了对上海最生动形象的感受，发展过程中的热烈而躁动、混乱而繁荣与市井的惬意安宁夹杂并存，上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和很多老头老太太一样，上海佬喜欢养花养草。他家的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放。花开的最旺盛的时候，满丛的鲜花从围墙边翻进我们家。他家门口的桂花，到了十月份能让整条巷子都飘满桂香。一个初夏的午后我帮他正在墙边种上一束一束的蔷薇。蔷薇的枝条还没吐芽，好生弱小，但我知无论怎样的秧苗经了他的手便能成活。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看到我家的油烟还没从厨房窗户里升起，他热情地把我带到他家里做客。上海佬的屋子不大，但非常整洁。书房的墙上，还挂着印着香港明星的日历，赫然写着“2001”的日期。上海佬善舞文弄墨，文化涵养深厚，这是为众人所熟知的。但他的书架上，从《资治通鉴》到《毛泽东选集》，时间跨度之大，门类涉猎之广，实在令我瞠目结舌。最后，我把目光停在了书柜最上方的一只相框上。在这方落满了尘埃的小小天地中，这只相框却一尘不染，在夕阳的照射下玻璃表面熠熠生辉，璀璨夺目。

相框里安放着一只褪色的照片，在玻璃的保护下没有一丝泛黄，一点褶皱。背景中拉着“欢迎上海沪剧院来浙访问”的大字横幅，面前的一对年轻人，男女相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无言的看着数十年后来此拜访的我，脸上从未有多岁月的痕迹。

我问上海佬相框里的青年是他吗，他笑着和我点了点头，那么那个女子一定是他的爱人了——是的，他的爱人是唱沪剧的，他是拉胡琴的。

等到我问他为什么要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却又笑而不答了。我问他是不是从来没回去过，他过来装作要敲我的脑袋。后来，这样的对话不知发生过了多少次，上海佬用他说评书般的口气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悬念：关于他的故事，我从来不知道，巷子里的老人们大概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认真问过他，也不曾听大人们提起过他的过往。

但唱词不再，琴师手中的琴还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我，等我再吃了几回麦芽糖，嘴里换上了整齐的恒牙，等蔷薇爬满院墙，我也就慢慢长大了。

四、昨日青空

不知怎地等我长大后南塘路就变了，我想它在用它的方式责怪我渐渐疏远了它。家里换了新房子，回到巷子的时间间隔，从一星期，到一个月，到数个月，到半年，到一年。巷子褪去了四季，褪去了所剩无几的生机活力。疫情管控放开后我回到南塘路看望我的外公外婆。曾经被我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最勤快的外公，在疫情稍过后突然就中风了，像留在这里的许多老人一样，外公变得很瘦小，腿脚不便、皮肤松弛、眼角下垂，还未痊愈的身体需要扶着墙才得以支撑着不倒下。外公变得迟钝且沉默寡言——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智慧最勤快的外公，嗫嚅着和我们说他“真的老了”。

原来南塘路也会老去，这里的一切都在老去。

......

电推子“嗡嗡”的在头皮上划过，理发的阿姨娴熟地驾驭着手中的力度，睡意缓缓袭来。她将我引到水池旁，打开热水阀，水汽氤氲。指尖从额前摩挲到耳后，轻擦手掌，不一会儿就打出绵密的泡沫。

“小阮啊，头发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好。”

我嘴角扬起了一抹微笑，“阿姨你这话都说了几年了，每次理发都这么说。”

“小阮怕是忘了吧？你的胎发还是我帮你剪的嘞，17年了，是年年都说。”

温热的毛巾包住头发，手掌托住脖子有力的一抬，顺势将人从椅子上带起，便已接好一旁的电吹风，一气呵成。在电吹风的轰鸣中，阿姨问：“小阮得两三年没回来看过了吧？还记不记得以前我给你剪头发，你总哭？”

阿姨从童年一直聊到现在，我们很默契地只谈过往，对将来的未来只字不提。

我不愿承认我什么都忘了，从前的许多东西，在我心底连一抹浅浅的痕迹都不曾留下。于是，我开口问道：“上海佬呢？老头现在怎么样？”

“他呀，去年说检查出来肝癌，儿子把他接回上海了，你说这孤寡老头竟然有后，他儿子听说现在是戏剧演员啊......”

“他说人老了都是这样，唉——他临走前还说有东西留给你，小阮你知不知道他留了什么？”

轻轻推开虚掩的大门，平静的院子里，他的书架他的字画他的照片，一切都已搬空，一抹斜阳诉说着曾经的光阴，时光再也回不到从前。只有院子里的草木肆意生长，遮蔽了一地的荒芜。

而我只是环顾了一眼，立刻就知道他给我留下了什么——在正对院门的那堵白墙上，蔷薇花长了半墙，星星点点的殷红，斜阳挂上墙沿，给鲜花的边缘镀上金黄。城里人果然聪明，信纸和笔墨都已备好，他留给我的，分明一封字迹工整的诀别书。

在房地产行业迅速扩张的今天，偏安一隅的南塘路被挤压得更加狭窄。黑压压的电线上站满了麻雀，像随意谱写的一张五线谱。剥落的墙皮，粗糙的石砖，楼道前随意停放的电瓶车。环卫工人正拿着哄哄作响的油锯锯去法国梧桐的树干，取而代之的是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行道树。一切都嘈杂不堪。

我站在巷口，转身回顾我一路走来的这条街道，残酷地发现所谓的时光并没有因某个人某个地方放慢脚步，木石砖瓦也从来没有记忆可言，一切不过是对过去留有幻想的人们的一厢情愿，此行山高路远。而不愿投降的我被现实攻城略地，四面楚歌，一只脚踏在“成人”的门槛上，迎面汹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