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受敌”读《桃花源记》

东晋时期，武陵人穿过狭窄的洞口，豁然开朗。如今，我们又试图通过《桃花源记》这一“洞口”，窥见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宋代苏轼读书常用“八面受敌”法，即通过不同的角度，反复揣摩一部作品的内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而把书读“厚”，把文章读“长”。我认为“八面受敌”法就尤其适合用以品味《桃花源记》这样“短小精悍”的作品。于是，我选取了《桃花源记》之文体特点、意象选取、艺术隐喻、文化内涵等几个角度对文章进行多元剖析，试图探析其背后的“良田、美池、桑竹”。

一、有进步的游仙，不经典的志怪——析《桃花源记》之文体特点

《桃花源记》是有进步的游仙、不经典的志怪。

说其是游仙，是其偶遇“桃花林”、离开“桃花林”、不复得“桃花林”的情节布置，采用的是游仙之“骨骼”。说其进步，是其 “桃花源”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平凡的仙境”，采用的是写实的“肌肉”。这大大提升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不是停留于厌世避世和乌托邦式的想象，这我们可在第三节讨论。

经典的志怪，往往以鬼怪为对象，描写粗糙，充满迷信色彩。而说《桃花源记》是志怪，并非指所状之人物为妖魔鬼怪，而是指桃花源这里人情之奇异，这在急功近利、人情淡薄之背景中，虽描写物质为人矣，却实可以怪称之，其描写也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等细致处，且少有迷信色彩。这志怪与细腻笔触的融合，使得文章颇富浪漫主义，使人初读时便能读出“桃花源”乃陶渊明向往的一个美好境界。

 二、“篡位夺权”的桃花，亦清亦浊的渔人——析《桃花源记》之意象选取

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又有“晋陶渊明独爱菊”之说（周敦颐《爱莲说》）。这说明陶渊明对柳是欣赏的，对菊是偏爱的，然而此文中却是桃花“篡位夺权”，这是为什么呢？执“桃花”往文化中找去，我找到了一个极其古老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山海经》记：“（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其中“邓林”便是桃林。而陶渊明也是赞美过这故事的，他有一首诗云《读<山海经>》（其九）：“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节选）这也许可以佐证陶渊明是意欲继承夸父之气概的。由此可推测“桃花”背后有陶渊明对光明心驰神往并不懈追求的“夸父精神”。同时，桃符之类也是中国古代辟邪等活动之常用。说明这桃林，也许是桃花源神秘的保护力量，使之免受尘世之骚扰、功利之波及，使里面永远宁静祥和。

再者，《桃花源记》的主人公乃是一个渔人。为何是渔人？首先，肯定不是农民，因为农民被束缚于畎亩之中，不可能优哉游哉偶遇桃源。而渔人有逍遥之形象。他“忘路之远近”，方得桃花林。这不够，我们再执“渔人”往文化中找去，我找到了《楚辞·渔父》：屈原苦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却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这里，渔父又是一智者的形象，如此想来，渔人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是聪慧的，这渔人在文章开头的形象是“清”。故逍遥者、智者寻得桃花源，这也是桃花源之巧。然而渔人的形象又有变化：桃花源中人嘱托渔人不要把这里的情况泄露出去，而渔人出尔反尔，“便扶向路，处处志之”，还“诣太守，说如此”，这是沉沦于世俗、献媚于权贵，渔人又“浊”了，故渔人再也找不到桃花源了。

三、遥不可及的理想，无可救药的现实——析《桃花源记》之艺术隐喻

《桃花源记》是有独创性艺术的，其非全之写实，也非全之“游仙”，而是虚实相辉映。“其间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说明其衣着、生产并非玄幻，这是实。而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又令人感到奇异，这是虚。最后“不复得路”的结局,则让人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现实，而桃花源自身又不存在。这是虚构的桃花源与真实的时代，亦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与无可救药的现实。

关于艺术，美学家朱光潜的看法是：意志在现实中处处受障碍，在现实界是难以超脱的，只得超脱于理想界。将完美的意志超脱在理想界，这便是艺术。同理，陶渊明的意志在《桃花源记》之艺术中是有体现的。这里没有凶残的压迫，人民平等友好地相处。这里的人民热情好客，与素不相识的渔人相逢，“皆出酒食”。这在乱世背景下自然无法实现。实者即是反映现实，现实如何呢？渔人是受尘世污染的，没有履行诺言，故失去了再见桃花源之机会。渔人乃是卑贱者，也许是情有可原的，那高尚士呢？南阳刘子骥，是高尚士，然而却也无从寻得。这是何意？也许是说，在这纷乱的尘世中，即使是“高尚士”也是无从满足陶渊明对乌托邦的要求的。这世界简直浊到无可救药了！两个人“不复得”，背后是陶渊明对时局的揭露与讽刺。

那么如何寻得理想之境呢？文中也有暗示：“初极狭，才通人”初入的洞穴只由得一人而行。这或隐喻了陶渊明的隐逸态度——寻求理想和美好，就自己去吧，踽踽独行而上下求索，或许还能有所成效。

四、齐聚一堂的百家，迥乎不同的中西——析《桃花源记》之文化内涵

任何经典都不能脱离历史社会，中国的经典更不能脱离中国背景。我们分析《桃花源记》，必然是要把它放到整个中国之中去。

首先，谈论中国古代的作品，很难不谈到诸子百家。那么陶渊明是哪一家的呢？显而易见，道家对于陶渊明的影响颇深。桃花源是至德之世，是无为而治之世，是顺应天意之世。这里的人们坦诚相待，这里没有人为的强制控制，这里的人不治而治，方得“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便是道家的理想社会。此外，儒有没有呢？《礼记》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桃花源便是如此：这里的世界是公共的，人们是相互和睦相处、热情好客的，这是“大道”之世也。同时，桃花源之人不排外，热情款待渔人，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不勾心斗角，不两面三刀，这不是墨家的“兼爱”“非攻”吗？除了百家，其间还有其他文化。渔人、桃源间的关系可以用某种“缘”来解释：最初，世事如此纷乱，而渔人却如此逍遥，渔人与世外之境桃花源可谓有缘。而当渔人背信弃义企图带人再来时，他与桃源可谓缘尽，他自然“不复得”桃源了。这又是佛学的思想了。所以，《桃花源记》背后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是兼收的，是林林总总中国思想的结晶，所以其背后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再者，我们把它和西方相较，古希腊柏拉图对世界的描述用了“洞喻”（《理想国》），说是人们被束缚在山洞中，背对洞口，以为山洞壁上的影子便是真实世界。外面是真实的，里面是蒙昧的。哲学家要爬出山洞去，看一看真世界。而《桃花源记》呢？是穿过洞穴，走进了一个真善美的理想社会。里面是美好的，外面是污浊的。未必说要人们前往，起码有善恶之比对，引得洞内令人向往。这便和“洞喻”相反了，一个向往外，一个向往内。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也是总体文化上的差异。古希腊是“抬头”探索的，看外面的世界，中国是“低头”探索的，看自己的内心。例如，古希腊的仰面求索，带来了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中国埋头读书，则是孔孟老庄。所以，《桃花源记》拥有中国文化自己的特征。

结语

《桃花源记》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代代传颂，是因为其三生万物的扩张性、万事合一的代表性。果然，这“初极狭”的《桃花源记》，“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朗”了。

参考文献

《<桃花源记>经典意象解读》代燕玲

《艰难时世 南柯一梦——<桃花源记>解读》付梦娇

《美是生命的追寻——重读<桃花源记>》黄耀红

《论<桃花源记>的游仙叙事与新自然观》李斯斌

指导老师：俞嘉丽